霸菱亚洲专注于投资亚洲的高成长市场，主要投资于有高利润增长的企业。重点投资的行业则包括传统制造业、消费品/零售业、教育、医药业、环保、资源/矿业、商业服务、IT服务、金融业等。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VC在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我觉得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具体来讲，在中国的每一个投资者一定都会遇到不同的机会与挑战，在此就几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首先是中国市场中政策方面的考虑。中国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很多行业、很多领域，许多法律法规其实跟一些行业或一些地域的发展是脱节的。有时，行业、区域的发展可能要领先于现有的法规3年、4年甚至是5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家或投资者要做一项新的业务，他们仍要依据现有的，可能是九十年代制定的法规，要看现在的操作是否与现有的法规抵触。在做投资的经济调查的过程中，投资者和企业家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去了解运作是否合法。但调查的结果往往是灰色的，不能说完全不合法也不能说是完全合法，这让我们很困惑。在与不同层次的政府官员沟通时，可能省级政府是一种说法，到了市级政府又有一种说法，再到了县级还会有另一种说法，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做完之后有没有后话？要用什么样的条件，以什么样的价格来投资这个企业？做这个项目、这个行业本身没有明确是否可行，我们就需要评估其中的风险与回报，万一我们做完之后有问题，投资人将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保护措施？所以，在投资过程中，会有一些保护性的条款，既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要保护企业本身适当的利益。

举一个感触比较深的医药行业的例子。原本有一个药厂专门做一种卖给医院的处方药，有30％的毛利。后来国家出台了一个医保目录，所有进入医院的药品都要进到这个目录里面，而目录里面的价格是订的非常低，于是该处方药的价格一下子下调30%，完全没有利润了。整个厂基本上停产6个多月，只好寻找有无可替代的药品，否则药厂没法生存。所以即便在中国做很传统的产业，比如说做医药，食物，消费品，都可能会因为政策的变化而使得企业或所在的行业充满变化。这个挑战在中国来讲，随着法规逐步的完善，应该是可以得到不断的改变，但在整个过程中毕竟会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

其次是退出。对于在中国投资来讲，退出的方式无非是IPO和收购兼并。对海外VC来说主要是上市，去纳斯达克、纽交所或新加坡等都是比较容易的。去年六部委出台了一个新的法规，对外商并购，对海外上市、反向投资出了一些新的规定，给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很大的震动。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如果选择在境外上市，则需要按红筹的模式去商务部审批，而目前能够批下来的寥寥可数。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也显示，国家基本上是鼓励国内A股市场的发展。可以说，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在做投资结构的时候将更关注如何在A股市场实现退出。我们绝对愿意扶持与支持A股市场发展，只是A股市场涉及风险投资部分的法规仍然是相对滞后的。我们昨天也向成思危副委员长反映了这一问题，希望有关当局出台一些法规，让增长型的企业可以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取得较好的融资效果。

最后是附加值。现在进入中国的资金比较多，企业在选择投资机构过程中，除了比较资金以外，还要看附加值的问题。每个企业根据规模大小对附加值的需求的不一样。自1998年以来，我们在中国区域投的案例中对每个企业给的附加值都不一样。例如对诺亚舟，我们提供的附加值服务不仅要帮他们补充团队，还有帮他们做收购兼并谈判、寻找海外合作伙伴。例如恒鼎实业是做煤矿产业的，我们对他们的附加值服务就是帮助他们寻找一些环保、安全的顾问，使其生产水平、环保水平达到国际标准。在我们进入长城汽车的时候，他们刚刚上市，我们给他们的支持更多体现在介绍他们给一些股票分析人来写他们股票的报告，使该股票表现好一点等。

在中国，现在企业家、投资者看重资金比较多一些。除了资金，对我们投资人而言，如何跟企业家在同一条船上，如何提供增值服务，如何协助他们成功才是最重要的。